田野，曹倩：国际贸易、要素禀赋与政体类型瓦朗谢纳力擒梅斯，扭转连败势头的变迁 ——一个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

　　作者：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 曹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3级硕士生。

　　本文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

　　国际贸易、要素禀赋与政体类型的变迁 ——一个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

田野 曹 倩

　　【内容提要】冷战后，“经济全球化促进民主化”成为一个相当流行的观念。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理论也认为，国际贸易会促进民主转型。但现实世界告诉我们，国际贸易可能促进民主转型，也可能推动威权巩固。在马克思、摩尔和罗戈夫斯基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构建瓦朗谢纳力擒梅斯，扭转连败势头了一个分析框架来说明国际贸易在什么条件下会促进民主转型，在什么条件下导致威权巩固。由于国际贸易的结果将有利于世界范围内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国际贸易对不同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的收入和财富带来不同的影响。随着贸易的开放，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将会运用他们增加瓦朗谢纳力擒梅斯，扭转连败势头了的收入和财富来更有效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积聚了更多的政治与组织资源。由于是否转向民主取决于阶级之间的权力对比，国际贸易带来的上述变化将会直接影响威权政体的走向，即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还是威权政体的巩固。这样，在不同的要素禀赋下国际贸易会对政体类型的变迁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劳动要素充裕时，国际贸易往往会促进民主转型瓦朗谢纳力擒梅斯，扭转连败势头；当土地要素充裕时，国际贸易往往会促进威权巩固。

　　【关键词】国际贸易；要素禀赋；阶级；民主转型；威权巩固

　　【作者简介】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 曹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3级硕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成为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现象，也成为这一时期极具标志性的两个重要符号。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相伴而生，让人们很容易地将二者联系起来，用经济全球化来解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特别是冷战后，“经济全球化促进民主化”成为一个相当流行的观念。很多人认为，国际贸易是促进民主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贸易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民主转型的发生。人们对贸易开放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的认知甚至成为不少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它们据此在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加深贸易自由化。[①]具体来说，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民主化的观念主要反映在不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上，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把促进民主作为推行自由贸易的动力和理由之一。

　　1992年8月，老布什政府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突出成就，但它在国内存在很大争议。在NAFTA达成之后，关于NAFTA的争议也并没有平息。NAFTA引起了美国劳工组织的极大忧虑和反对，劳联—产联为此进行了全面的政治动员。一些非贸易问题如环保、劳工标准等也首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环保组织第一次干预国际贸易事务，这使得国会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对这项贸易协定十分不满。[②]面对国内不断涌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接替老布什出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继续坚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克林顿强烈地表示，虽然民主党的多数成员有可能反对他，但他仍将义无反顾地寻找各种途径以推广并履行自由贸易协定。除了发展经济的考虑之外，推动民主转型也是克林顿政府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观念性因素。

　　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就将推行自由、民主、人权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认为，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是以个人为目的的，而冷战结束后，则应当从民主这个更基本层面上促进人权。据此出发，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从而把在国外促进民主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③]贸易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也由此成为克林顿政府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的动力之一。克林顿曾说：“就像民主为贸易创造了安全的世界环境一样，贸易同样也为民主创造了安全的世界环境。”[④]

　　克林顿的继任者小布什也在总体上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大力推行双边贸易自由化，一方面是为了易于推动区域和多边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巩固反恐伙伴关系的双边基础，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⑤]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也是布什政府推行自由贸易的重要原因。小布什曾经宣称：“当我们推进开放贸易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推进政治自由。那些将边境开放以接纳自由贸易的国家，同样也会在国内接纳民主。虽然它们可能并不会立即接受民主，民主的推行也并非会一帆风顺，但是它们总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推行民主。”[⑥]

　　国际贸易推动民主转型，似乎也得到了不少经验证据的支持。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朴正熙上台后大力发展经济，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这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韩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实现了经济飞跃，成为“东亚四小龙”之一。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促进了韩国的民主转型。经济起飞之后，日渐成熟的市民社会与威权统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民主化进程由此在韩国展开，军人政权最终退出历史舞台。[⑦]墨西哥的民主化过程也体现了国际贸易的作用。对外贸易与经济开放为国内政治改革提供了动力，对原有政治体制构成了冲击。同时，为了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获取更为有利的对外贸易条件，墨西哥不断完善国内的民主制度，实施民主化改革。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墨西哥民主改革的重要激励因素。[⑧]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反例也说明，二者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一些威权国家同样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但是国际贸易并没有给它们带来民主转型的迹象，中东君主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民主转型运动在中东地区影响甚微。20世纪60年代开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的石油出口迅速兴起。丰富的石油资源使中东产油国向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出口石油，同时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活消费品、工业产品等商品。然而，大规模参与国际贸易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作为该地区石油储存量最大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石油日出口量远超过世界其他石油出口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在政治上，沙特阿拉伯保持了君主专制政体，国内没有宪法，国王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同时禁止政党活动。即使自“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一些阿拉伯国家因民众街头运动而导致政权变更，沙特政府仍然有能力化解对王权统治的各种挑战，有效地维护了其威权统治的稳定。[⑨]

　　追溯历史，我们发现这种矛盾更是普遍存在。在1828—1926年的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中，事实上只有数量有限的国家发生了民主化。第一波民主化的周期相对于后两波民主化而言较长，然而在这近100年的时间内，总共也只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至少是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事实上，这一时期，也有大量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国家之间保持了密切的贸易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更是让世界大部分地区融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中。然而，在国际贸易大幅度扩张的这一时期，只有少数国家发生了民主转型，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西欧地区。在世界其他地区，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内的绝大部分国家的威权统治依然得到了维持甚至是强化。巴西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作为重要的咖啡出口国，巴西在19世纪末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然而，国际贸易没有给巴西带来民主转型，反而在事实上巩固了巴西的威权统治。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国家同样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但却收获了不同的国内政治结果。一些国家发生了民主转型，而另一些国家则继续维持了威权统治。我们看到，国际贸易并不必然带来民主转型。国际贸易可能促进民主转型，也可能导致威权主义统治的巩固。那么，为什么国际贸易会给不同国家带来不同的国内政治结果呢？

　　二既有文献及其不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大潮流的相伴而生，国际贸易与民主转型二者的关系逐渐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和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贸易与民主转型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不少学者都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作为影响民主转型的因素之一，国际贸易开始被纳入到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之中。与冷战后“全球化促进民主化”的流行观念相呼应，当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会促进民主转型。主流理论对国际贸易促进民主转型的阐释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文献是将贸易作为一种外部压力或手段。不少学者指出，西方国家利用贸易组织或贸易协定向缔约国施压，或者在贸易协定上附加民主条款、人权条款，以敦促缔约国在国内实行政治改革。乔恩·佩夫豪斯（Jon Pevehouse）认为，对许多现存民主国家而言，促进民主已经成为它们的一个对外政策目标，而国际组织充当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⑩]在很多情况下，国际贸易组织或者国际贸易协定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而为了获取有利的贸易协定，新兴的政权会将国内政策向美国（等国家）的标准靠拢，以获取某些形式的奖励。这些国家为参与国际贸易而进行的国内政策调整，事实上就包括许多推动民主转型的举措。[11]威权国家在获取经济利益和经济便利的同时，不得不接受附加的政治条件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内政治结果。许多学者对欧盟运用贸易协定推进民主化的政策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12]

　　这部分文献只是将贸易作为一个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在这个层面上，国际贸易无异于国际投资、对外援助等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它们也经常附带了民主条款，被用来实现附加政治目的。因此，国际贸易对民主转型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是附加的民主条款或人权条款所发挥的作用，国际贸易本身所起的作用没有被作为研究对象。参与国所进行的民主转型，更多地被视为为获取经济利益所做出的交换和妥协。在这一类研究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内政治变化并没有被重视和仔细探讨。

　　第二类文献是研究国际贸易制度对国内政治的渗透和对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根据这类文献，国际贸易制度的民主性延伸并内化到国内政治，影响国内政治进程，促使政体向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型。国际贸易制度对国内民主转型的促进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种权力再分配手段，国际贸易制度限制了小团体的影响力和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过多干预，从而为民主转型创造了条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史蒂芬·马赛多（Stephen Macedo）和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 ）就指出，GATT、WTO、NAFTA等贸易制度反映了广泛的公众利益，国家通过事先对这些多边规则与实践做出承诺，获得了限制小团体影响力的机制，削弱了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行动能力。[13]亚历山德拉·玛瑞克（Alexandra Maravel）指出，NAFTA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它走在国际法制定与全球治理的前沿。NAFTA本身就是民主与自由贸易结合的产物。[14]

　　同时，贸易协定往往需要参与国保持开放的经济体系，并且在国内践行市场经济原则。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基础上的经济循环需要避免国家过多干预经济，要摆脱国家指导经济的模式。而削弱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垄断，这本身就是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15]妮塔·鲁德拉（Nita Rudra）认为，随着国家对国际出口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提高，如果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政治稳定和建立政治支持，那么国家的民主程度将会提高。[16]阿努帕姆?钱德尔（Anupam Chander）等人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法案使国家在国内压制信息变得更为困难。因此，国家可以利用贸易自由化为政治自由化服务。[17]

　　其次，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制度，国际贸易组织为成员国提供了承诺可信性，有助于锁定民主化进程。国家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加入国际贸易协定，做出国际承诺，可以进行自我约束，将政策锁定在事先做出的承诺上，从而为国内政治民主化扫除部分障碍，创造有利的改革环境。扎莉?西门森（Jarle Simensen）在对1989年东欧国家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中指出，GATT及其后的WTO的成员国资格变成了东欧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优势。在签订国际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国内政治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政治改革不仅是获取经济生产发展的条件，也是获取国际信誉所必须的基础。因此，国际贸易制度为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创造了条件。[18]

　　进行权力再分配和提供承诺可信性的国际贸易制度，在很多方面有利于国家的民主转型。但是，这一类研究和第一类研究一样，都没有重视贸易自身的特征，也没有突出贸易的独特作用，而是将国际贸易制度与其他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合并在一起，研究作为整体的国际制度对民主转型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国际贸易置换成国际金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援助等，也未尝不可。国际贸易自身对民主转型的影响依然是一个有待深究的问题。

　　第三类文献重点关注国际贸易在文化方面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贸易给参与国带来了民主观念、人权观念，为贸易参与国的民主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条件。以国际贸易为代表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现象。[19]全球化过程中包含着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以及人权观念，全球化在经济上促进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上推动民主价值的普及，并且使尊重人权变成势在必行的道德准则。这三种观念都有利于个人权利的发展，如果这些价值内化为政府的政策，它们将限制国家机关的专断权力。[20]此外，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规则所体现的法治精神和人权观念，也对参与国的文化产生影响。大卫?戴森（David M. Driesen）指出，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法律形式，代表了国际贸易的法治精神。自由贸易法能够促进民主的扩散，这取决于它在成员国的市民社会中所建立的实质基础。[21]

　　文化因素无疑是影响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民主转型无疑会受到思想文化的影响。然而，文化发挥作用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由于文化所涉及范围过于广泛，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文化因素作为一种影响国家决策的“万灵药”，反而削弱了理论对经验现实的解释力。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观念只是国际贸易的副产品之一。用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文化观念的变化，来解释国际贸易对民主转型的影响，依然忽视了国际贸易的主体地位，没有探究国际贸易本身所发挥的作用。

　　第四类文献是计量研究。学者们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考察民主转型与国际贸易的相关性，从而说明国际贸易对民主转型的正向影响。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戴维?利朗（David Leblang）运用1870年到2000年贸易、资本控制和民主的数据来检验全球化与民主化的关系。根据计量结果，贸易开放与民主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统计上显著。[22]埃内斯托?洛佩兹（J. Ernesto López-Córdova）和克里斯托弗?梅斯纳（Christopher M. Meissner）也分析了1870年到2000年的数据，并且将这130年的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计量结果表明，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与民主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但不同阶段贸易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贸易与民主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或不存在；在二战后时期，贸易开放对民主有正向影响。[23]米哈伊尔?巴雷夫（Mikhail Balaev）在前苏联国家范围内对国际贸易与民主的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他发现，边缘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贸易对民主有消极作用，与非霸权国之间的贸易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24]

　　这类研究利用计量模型，清晰地展示出国际贸易与民主转型的相关性。然而，通过计量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最终只能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统计上的相关性不能清楚展现国际贸易与民主之间的因果机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采用的计量方法不同，这些学者的计量结果也不一致，这种争论往往是计量指标、计量模型上的争论，而不是观点上的争论或逻辑关系上的争论。对于有效揭示国际贸易与民主的因果关系而言，这些争论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在强调国际贸易促进民主转型的主流理论之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反意见或其他观点。一些学者指出，以国际贸易为代表的全球化不利于民主，全球化也不是民主政治的良方。[25]哈维蒂?罗德里格斯（Havidán Rodríguez）指出，对于贫穷国家而言，全球化并不能带来民主，全球化反而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恶化了。[26]李泉和拉斐尔?鲁文尼（Rafael Reuveny）则建立了一个混合时间序列的横截面统计模型，对1970—1996年间12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评估，以探究全球化对民主程度的影响。他们发现，贸易开放对民主有消极作用，而且这种消极作用在长时间内保持不变。[27]

　　此外，个别学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国际贸易对民主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将取决于贸易参与国的具体条件，特别是参与国的要素禀赋。卡莱尔·鲍什（Carles Boix）在《民主与再分配》一书中就用极少量的篇幅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民主的影响。他指出，贸易对一国政治制度选择的影响取决于该国的要素分布。当穷人构成该国的充裕要素，贸易开放会导致工资结构压缩的进程，继而减轻再分配压力，因此有利于民主的引入。与之相反，当穷人成为该经济体的稀缺要素，贸易开放将降低他们的收入，加剧收入不平等，使得威权制的可能性更大。[28]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士?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博弈模型也根据要素禀赋说明了国际贸易的增长对民主的不同影响。对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而言，国际贸易通过降低不平等程度减小了民主的再分配性，降低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强度，从而使民主化更有可能发生。但对土地充裕的国家而言，国际贸易提高了土地的价格并相应增加了精英的相对收入，会使民主转型更难发生。[29]不过，约翰?阿尔奎斯特（John S. Ahlquist）与埃里克?维贝尔斯（Erik Wibbels）对这种基于要素禀赋的民主转型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采用了计量统计的研究方法，对100多个国家在130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并没有与要素禀赋相互作用以影响民主的前景，国内不平等与政体结果无关，国际贸易显然也不是影响国内不平等的唯一因素。[30]

　　这些不同的观点表明，当前学术界关于国际贸易与民主转型之间关系的争论远没有解决，国际贸易影响民主转型的途径也有待更进一步研究。当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会促进民主转型。但是，主流理论本身存在上面所提到的各种缺陷。一些反驳主流理论的文献，也往往只是试图利用新的计量模型所得出的相反结果，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但却没有经验的有效支持。现实世界中的矛盾现象以及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都说明我们有必要对国际贸易影响民主转型的理论进行重构。

　　现实世界告诉我们，一国的威权政体既可能转变为民主政体，也可能得到维持和强化。前者即为民主转型，后者即为威权巩固。鉴于现实世界与主流理论的不尽一致，我们将致力于探讨国际贸易在什么条件下会促进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在什么条件下会促进威权政体的巩固。在马克思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阶级分析范式下，本文将结合一个国际贸易影响国内政治分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构建一个分析框架，用来说明国际贸易在什么条件下会促进民主转型，在什么条件下会促进威权巩固，并分别说明这些不同的条件何以会促进民主转型或者威权巩固，即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相应国内政治后果的因果机制。

　　三重拾阶级分析：回到马克思、摩尔与罗戈夫斯基

　　国际贸易与政体类型变迁的关系，从其本质上讲反映了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经济与政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对历史进程的分析。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给我们留下关于国际经济与贸易的系统论著，特别是马克思原来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册一6册未能完成，其中即包括有生产的国际关系（如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等）等内容。[31]由于大众民主的时代在当时的欧洲各国还没有普遍来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制的探讨也不如后来的列宁那样全面和系统。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基于其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分析范式分别对国际贸易的国内影响和民主政体的形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政治经济现象的基本出发点。其重要性反映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2]从这一视角看，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国际贸易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在“地理大发现”以后，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张，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长，从而推动了封建制度的解体。“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33]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国际贸易则会推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34]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民主制度的选择也是基于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英国的民主制度开始于1688年“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恩格斯认为，英国资产阶级之所以与地主阶级达成妥协，是出于他们的经济利益。“‘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35]此外，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制度也是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重要一步。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36]恩格斯则指出：“首先无产阶级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37]因此，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赖于工人阶级的争取与努力。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没有直接探讨过国际贸易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作为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家，摩尔在探讨英国议会民主制度的社会起源时注意到羊毛贸易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意义。摩尔发现，中世纪晚期的羊毛贸易不仅给英国的城镇，而且给英国的乡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特别是在政治方面。不过，他并没有将羊毛贸易和英国政治转型归结为简单的线性关系。摩尔指出：“事实上，羊毛贸易和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同一时期的西班牙，大量饲养羊群的结果与英国正好相反，羊群和其主人成为推行中央集权制的君王用来反对地方独立的一个工具，进而推动了僵化的皇家专制主义的发展。英国的情况之所以如此，关键是因为16、17世纪其城镇和乡村的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种提高主要得益于与国王的对抗。”[38]

　　根据摩尔的上述观点，羊毛贸易为英国的议会制民主带来了有利条件，却成为西班牙巩固其专制政权的工具。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在两国的差异。在英国，圈地运动使旧有的农民社区解体，占有大量土地的土地贵族越来越多地开始遵循商业化的运作规律。英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方式向资本主义方式转变，原来的地主变成了资本家，而原来的农民则变成了工人。随着其产业的日益商业化，土地贵族不再强烈地反对民主。而西班牙的农业则没有发生过上述的商业化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摩尔，在分析民主政体的起源时都强调了经济利益差异所导致的阶级分化的重要性。沿着摩尔等人的著作所开辟的路径，政治学家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进一步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扩张或收缩对国内的政治分化产生的影响。[39]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国际贸易的扩张使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受益，使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受损；而国际贸易的收缩则使一个国家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受益，使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受损。作为一名政治学家，罗戈夫斯基由此生发的问题是：“这种财富和收入转移导致了什么政治后果？” [40]

　　罗戈夫斯基采用了国际经济学中传统的三要素模型：土地、劳动和资本。他首先假设土地与劳动的比例充分揭示了任何国家这两种要素的禀赋。这一假设意味着，没有国家在劳动和土地上同时都是丰富的，或者同时都是稀缺的。土地与劳动的比例较高，就意味着土地充裕和劳动稀缺。土地与劳动的比例较低，就意味着土地稀缺和劳动充裕。此外，罗戈夫斯基将先进经济体定义为资本充裕的国家，落后经济体定义为资本稀缺的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表1所显示的四种政治分化。

表1 贸易扩张的政治效应

土地/劳动比

高

低

　　先进国家

　　土地、资本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

　　劳工争取贸易保护

　　资本所有者、劳工支持自由贸易

　　土地所有者争取贸易保护

　　落后国家

　　土地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

　　劳工、资本所有者争取贸易保护

　　劳工支持自由贸易

　　资本、土地所有者争取贸易保护

　　资料来源：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p.8.

　　如表1所示，国际贸易的扩张将会导致以下情况的政治分化。（1）先进经济体劳动充裕但土地稀缺。贸易扩张将会使资本家和劳工受益，而使土地所有者和密集使用土地的畜牧业者、农业企业家遭受损失。无论是资本所有者还是劳工都偏好自由贸易，而农业集团整体上偏好保护贸易。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劳工会彼此协调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他们可能寻求公民权的扩张、议席的重新分配、减少上院或贵族精英的权力或者发动资产阶级革命。（2）先进经济体土地充裕但劳动稀缺。因为资本和土地是充裕的，资本家、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农业集团将会支持自由贸易。因为劳动是稀缺的，劳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寻求贸易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农业集团将会削弱劳工的经济特权并限制工人组织的发展。（3）落后经济体土地充裕但劳动稀缺。由于资本和劳动都是稀缺的，资本家和劳工会受到贸易扩张的伤害。而土地是充裕的，因此农业集团将会从自由贸易中得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畜牧业者通过民粹主义运动或者是反城市运动来扩张他们的影响。（4）落后经济体土地稀缺但劳动充裕。在这种情况下，劳工将会追求自由贸易并扩展其政治权力，甚至可能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将联合起来支持贸易保护、帝国主义和排外政策。

　　罗戈夫斯基随后又放宽土地劳动比的假设，承认两者都充裕或都稀缺。由于土地、劳动、资本三种要素不可能都充裕或者都稀缺，放宽土地劳动比的假设后只有两种可能性。（1）发达经济体土地和劳动都稀缺。贸易扩张只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受损的农民和劳工将联合起来形成红绿联盟来支持保护主义，而受益的资本家则可能建立专制政权来追求自由贸易。当贸易收缩时，土地和劳动作为稀缺要素将会获益，由其构成的红绿联盟将要求大规模的政治参与。（2）落后经济体劳动和土地都充裕。贸易扩张动员了红绿联盟，农民和工人将会从自由贸易中受益，他们会联合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并限制资本家的权力。而贸易收缩的唯一受益者将是资本家，资本家与其他要素所有者将会发生大规模冲突，其结果要么是资产阶级建立的专制政权，要么是反资产阶级的革命。

　　通过上述模型，罗戈夫斯基有力地论证了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分化的深刻影响。在不同的要素禀赋下，国际贸易会产生不同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从而造成不同的国内政治分化。由于罗戈夫斯基采用的是相对精炼的三要素模型，国内政治分化主要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即劳动要素所有者——劳工，资本要素所有者——资本家，以及土地要素所有者——地主、农场主和拥有土地的农民。在这个意义上，罗戈夫斯基对政治分化的分析是和马克思、摩尔的分析一脉相承的，但将他们的阶级分析和国际经济学中的要素禀赋理论联系起来，从而明确地揭示了国内阶级分化的国际经济根源。

　　罗戈夫斯基基于要素禀赋而建立的政治分化模型为我们关于政体类型变迁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微观基础，但是，罗戈夫斯基的模型并不能直接用来分析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政体类型变迁的。他的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围绕着贸易政策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分化，即哪些阶级支持（争取）自由贸易，哪些阶级支持（争取）保护贸易。在关于其理论适用性的讨论中，罗戈夫斯基也主要强调其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废奴主义者倾向于贸易保护”、“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与霸权稳定理论”、“新保护主义及其解决办法”等贸易政策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尽管罗戈夫斯基有意无意地将他所解释的现象扩展到选举权的扩大、议席的重新分配、暴力革命、工人运动、帝国主义甚至僭主统治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但是他没有在逻辑上系统说明这种扩展的依据。鉴于上述现象与政体类型问题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搬用罗戈夫斯基的理论。在罗戈夫斯基的理论基础上，我们需要具体阐明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国际贸易与政体类型变迁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因果机制。

　　四不同要素禀赋条件下的国际贸易与政体变迁：一个分析框架

　　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对国际贸易促进民主转型的阐释大都忽视了要素禀赋的重要性，但鲍什和阿塞莫格鲁等个别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国际贸易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和参与国的要素禀赋有关并且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鲍什、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等人在他们各自的模型中都是以收入再分配的压力大小与政体类型选择的关系作为核心的因果机制来解释贸易与民主的关系。根据他们的观点，国际贸易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或者增加，从而引起了再分配压力的降低或者增加；由于民主政体具有更强的实行再分配政策的倾向，富人会根据再分配压力的大小来选择是否容忍大众民主的发展。正如鲍什所强调的：“随着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加剧，重新分配的需求就会增加，民主制度下的最终税率也随之增加。由于转移水平的增加，富人的威权倾向会增强，民主化和民主制度存在的可能性进而降低。与此相反，倘若穷人更加富裕，且其收入日益接近上层阶级，经济紧张程度将会缓解，富人更倾向于接受民主制。因为选举对富人消费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41]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之所以认为国际贸易对民主转型具有影响，也是因为“增长的国际贸易减少了民主的再分配性质”。[42]简而言之，他们关于国际贸易、要素禀赋与民主转型关系的讨论是在再分配政治的语境中展开的。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模型称为“基于要素禀赋的再分配模型”。

　　无可否认，再分配问题是国内政治冲突的主要焦点之一。但是，基于对再分配压力的不同估计，学者们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比如，鲍什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民主转型是负相关的线性关系，即“当收入不平等程度减弱，民主制度更容易建立”。[43]而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则认为，不平等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着非单调的倒U型关系，即在最平等的社会中和最不平等的社会中都难以建立民主，而在中等不平等程度的社会中最有可能出现民主。[44]还有一些学者发现，经济不平等和政体类型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阿尔奎斯特与维贝尔斯就此提出，在确定不平等和民主之间的因果机制上存在的困难导致了这些彼此冲突的结果。他们指出：“不平等有很多原因，包括技术变革、经济禀赋、对教育的供给与需求、人口统计趋势等。”[45]在这些不同因素的作用下，经济不平等与民主的关系难以确定。

　　实际上，无论收入不平等对政体造成的再分配压力有多大，国际贸易都会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政体类型。阿尔奎斯特与维贝尔斯就认为：“不管不平等与政权类型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全球贸易体系的状态都应该起作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劳动要素充裕的威权国家应该面对日益增大的压力。民主化的要素禀赋模型所表明的基本经验假设是：随着贸易开放的增加，在劳动要素充裕的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概率将会增加，在劳动要素稀缺的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风险将会下降。”[46]但是，他们在批评“基于要素禀赋的再分配模型”时，仍没有说明为何在不考虑税率水平即再分配压力的情况下世界价格均等化会对政体类型的变迁产生影响。

　　鉴于上述问题，我们把在不同要素禀赋下国际贸易影响政体类型的因果机制建立在一个更加简约、更少争议的逻辑基础上。在是否会发生民主转型的问题上，再分配政治固然重要，但是再分配对富人的压力大小只是决定了富人对民主政体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威权政体是否可以向民主政体转型，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争取民主一方与反民主一方之间的政治权力对比。

　　作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曾指出，“第三波民主转型是一个涉及各个团体的复杂政治过程，这些团体为了争夺权力或为了其他目的，而对民主相应采取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立场”。[47]因此，一国国内支持民主的集团和反对民主的集团之间的政治权力对比将决定该国是否以及如何发生民主转型。也就是说，“集团的相对力量对比塑造了民主过程的性质，并且常常会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发生变化”。[48]克里斯坦·格莱戴岑（Kristan S Gleditsch）和迈克尔·沃德（Michael D. Ward）进一步将这种政治权力对比置于国际背景下来考察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权力对比的影响。他们指出：“根据常规的民主理论，发生政权转型的可能性范围将纳入到一个聚焦于重要行为体的权力、动员和评估的框架。”“但是，并没有一个内在的理由将在影响力和资源上的斗争限制于一国边界之内。相应地，我们可以据此理解（民主）扩散，即与国外行为体和事件的联系可以影响到相关集团在关于政治制度和结果的斗争中所拥有的相对权力和可能采取的战略选择。”[49]因此，国际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因素对国内相关行为体的相对权力的影响。不过，格莱戴岑和沃德所讨论的国际因素主要包括外国政府和跨国行为体的支持、国际军事干预的可能性等国际政治与安全因素，并没有考虑到国际贸易。[50]同样基于国内政治权力对比与政体类型的关系，我们将在不同要素禀赋的条件下来考察国际贸易对政体类型变迁的影响。由于我们将集中关注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对国内阶级之间的政治均势而非对再分配压力的影响，我们的模型可以称为“基于要素禀赋的阶级均势模型”。

　　由于民主在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统治，在人口中居于多数的民众会倾向于选择民主政体，而在人口中居于少数的精英会倾向于选择非民主政体。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社会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的问题上存在冲突，多数民众会站在民主一方，而精英则会站在非民主一方。”[51]在政体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哪种偏好更有可能得到实现将取决于民众与精英之间的权力对比。实际上，阿塞莫格鲁、罗宾逊和鲍什尽管基于再分配的逻辑解释了国际贸易对民主转型的影响，但在其更为一般的民主转型理论框架中也都没有否认精英（富人）与民众（穷人）之间政治权力均势的重要性。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曾言简意赅地指出的，“民众要求民主，精英要求非民主，两个团体之间的政治权力均势决定了社会是否由非民主向民主过渡”。[52]鲍什更明确地承认：“除了分配制度与经济资产的属性，政治制度选择同样还受到竞争各方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影响。比如，一旦穷人被动员起来，发展成为左翼群众性政党，对富人来说，镇压成本随即增加。”[53]因此，“从民主制转型或者向民主制转型还受到阶级间均势变化的作用”。[54]简言之，民众与精英之间的权力对比将会直接影响威权政体的走向，即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还是威权政体的巩固。

　　这样，一国的威权政体既可能转变为民主政体，也可能得到维持和强化。根据前文的讨论，这两种结果中的哪一种会出现将取决于民众与精英之间的权力对比。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作为团体都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尽管民众由于人数众多会遭遇更大的困境。因此，一定程度的动员对于双方争取或维持权力都必不可少。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动员指的是获取对资源的集体控制，而非资源的累积。一个集团规模的增长可以拥有更多的人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致力于集体目标的人力也绝对增加或者成比例地增加……集体控制的增加才能构成动员。没有一定程度的动员，一个集团可以繁荣，但不能争取权力。”[55]动员所需要的资源既可以是有形资源，如金钱、设施和通讯工具，也可以是无形资源，如正当性、人力资本等。但无论如何，经济资源都是政治动员中不可缺少的资源。随着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一个集团会汇聚更多的资源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更有可能占据上风。

　　由于国际贸易的结果将促进世界范围内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国际贸易的开展对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和财富带来不同的影响。正如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所揭示的，一国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将会从国际贸易的扩张中受益。随着贸易的开放，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将会运用他们增加了的收入和财富来更有效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政治结社、社会运动和政治选举都是政治动员的主要途径。

　　第一，政治结社。政治结社是指公民基于共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结成持久性的集团组织的活动与过程。[56]就由此结成的政治团体而言，政治学家们没有公认的术语，也常称作政治利益集团、压力集团、倡议团体（advocacy group）等。政党、企业组织、农民协会、工会、社会组织以及文化、娱乐甚至宗教组织等都可能属于政治团体的范畴。政治团体就其核心来讲是一种组织活动，这种组织所从事的活动范围非常复杂，既有可能是寻求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能是致力于广泛的公共问题，但是其基本的目标都是影响政府决策。由于威权政体下允许有限的政治多元化，公民间的政治结社往往具有相当大的空间。

　　第二，社会运动。根据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的定义，社会运动是指在紧密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刺激下，普通民众携手对抗精英、当局者和对立者，造成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的斗争政治。[57]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威权国家，社会运动都是政治参与最主要的一种非制度化手段。公民通过抗议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甚至暴力冲突等手段表达政治诉求，对政府或者其政治反对派施加压力。社会运动是公民在体制外主动介入政治系统，针对特定政治问题的有组织表达。

　　第三，政治选举，即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由全部或大多数成员以投票的方式选择其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行为。政治选举包括投票、政治捐助、组织选举、政治宣传等选举活动的各个环节，是普通公民影响政府更迭的最重要的制度化手段。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治选举通常与政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威权国家领导人的统治合法性并不像民主国家领导人那样完全取决于选举，但仍需要选举。正如詹妮弗·甘迪（Jennifer Gandhi）和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强调的，诸如选举制度、立法制度一类的正式政治制度在威权政体下仍会发挥一定的作用。[58]因此，不同要素所有者即使在威权政体下也可以通过参与选举来实现动员。

　　这样，通过政治结社、社会运动和政治选举，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可以开展更为有效的集体行动，在国内政治权力对比上取得优势，从而在政体类型的选择上更容易实现自己的偏好。

　　沿用罗戈夫斯基按照资本要素的充裕程度对经济体所进行的分类，我们将资本充裕的经济体称为发达经济体，将资本稀缺的经济体称为落后经济体。由于三种要素不可能同时都充裕或者都稀缺，我们就可以把经济体分为（1）土地充裕、劳动力稀缺的发达经济体；（2）土地稀缺、劳动力充裕的发达经济体；（3）土地充裕、劳动力稀缺的落后经济体；（4）土地稀缺、劳动力充裕的落后经济体。基于国内阶级均势的上述解释逻辑可以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要素禀赋，但由于民主转型研究涉及的主要是落后经济体的民主转型，我们的讨论实际上只需要涉及两种要素禀赋的情况，即土地充裕、劳动力稀缺的落后经济体和土地稀缺、劳动力充裕的落后经济体。

表2国际贸易在不同要素禀赋下对落后经济体的政治影响

　　要素禀赋的差异

　　土地要素充裕

　　劳动要素稀缺

　　劳动要素充裕

　　土地要素稀缺

　　政治均势的变化

　　地主、农场主、种植园主、矿主等力量增强

　　劳工力量增强

　　对政体类型变迁可能的影响

　　威权巩固

　　民主转型

　　对劳动要素充裕的落后经济体而言，国际贸易的增长提高了劳动相对于资本和土地的收益率，也因而提高了劳动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的收入。这些劳动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包括工人、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农民以及社会贫困阶层。从有限民主制开始，这些下层民众就一直是推动民主的重要力量；而到了大众政治时代，下层民众则更是很多国家民主政治的主力军。当代的大众民主与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工人运动密不可分。[59]随着其收入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这些民众会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而更积极地采取集体行动。正如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学者指出的，工业化创造了有利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组织相互串联的条件，使得中、下阶层有组织的力量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并强大到统治当局无法忽视或压制的地步。[60]当劳工阶级克服集体行动问题并建立其行动的政治机制后，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成功的几率增加，他们采取积极行动争取民主的可能性随之增大。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动员，成为一些国家向民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61]

　　首先，在政治结社层面上，这些民众开始创建和参加各式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以组织形式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其他方面的权利。普沃斯基在分析工人的组织形式时就指出：“雇佣劳动者以大量独立而常常又是竞争性组织——最常见的是工会和政党——的形式组织成为一个阶级，但也以合作组织、社会协会、俱乐部等形式组织起来。”[62]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于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教育水平、促进民众的政治觉醒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非政府组织为维护其成员利益通常会组织专门人员代表其成员与政府进行交涉，这也是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之一。

　　其次，在社会运动层面上，这些劳动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在基本的政治经济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也会诉诸抗议示威、罢工等非常规手段。这些非常规手段在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支持者之间以及行动者与政府机构之间创建了新的社会联系。蒂利认为：“姑且不论行动者对民主化提出了怎样的群体诉求，这些新的社会联系本身就成为了民主化的重要阵地。”[63]特别是在工业化有了相当程度发展的社会中，工人的力量如果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得到增强，他们就更有能力采取社会抗争。作为工业化时代代表劳工利益的主要组织，工会建立了内部关系紧密而稳定的组织构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行动纲领和准则，具有明确的行动目标，并有能力开展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大规模的罢工往往影响范围广泛且威慑力强，使企业主和政府不得不重视工人的利益诉求。此外，这些民众也可能借助强调分配公平的宗教教义或意识形态作为外在表现和斗争手段与精英进行对抗。这些政治符号可以作为行动汇聚的焦点来协调为数众多的下层民众，从而使其社会抗争更容易达成其目标。

　　再次，在政治选举层面上，劳动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在政治选举中开始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下，这些下层民众开始意识到手中选票的分量，开始通过选举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这样，投票人的分布开始随着这些民众的政治觉醒而发生变化，从而为新政党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遇。正如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所指出的：“无论什么时候发生这种投票人分布的彻底变化，现存政党由于其意识形态稳定性的限制，不可能迅速调整它的意识形态，然而，新政党则不会受到这种包袱的压力，他们没有做出意识形态上的许诺，所以，他们能在标尺上选择机会最大的点，确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结构。”[64]为了获得最大化的选票，某些新政党积极响应下层民众诉求并努力争取这些民众的政治利益。随着劳动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由于贸易的开放而拥有了更多的资源，代表其利益的新政党在选举中频频获胜，并开始上台执政。

　　这样，在劳动要素充裕的条件下，由于贸易的开放，下层民众的收入增多，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也相对增强，政府也更难对他们实施镇压。反过来看，在贸易中受损的土地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由于可获得的财富和收入减少，把持国家政权的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的民主偏好更容易得到实现，民主转型也更可能发生。

　　在土地要素充裕的落后经济体中，地主、农场主、种植园主、矿主等土地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将会在国际贸易中受益，他们会随着自身政治影响力的增加而加强对政权的控制，从而巩固了威权政体。根据布鲁斯·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Mesquita）等人提出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威权政体下“获胜联盟”的规模往往较小。[65]由于土地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人数较少，他们的支持对威权国家最高领导人保持其权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使这些人往往成为统治联盟的核心成员。但是，威权政体仍要有效应对精英之间和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冲突才能得以维持和巩固。正如民主的巩固依赖于通过制度、法律、选举、政党和利益集团来管理精英间和精英与民众间的冲突一样，威权的巩固也是通过运用这些工具来管理冲突的。[66]因此，随着贸易开放增加了自身的收入和财富，土地要素所有者和和密集使用者会更有效地运用这些集体行动的工具来巩固威权政体。

　　首先，在政治结社层面上，这些把持政权的精英仍需要通过亲政权的社会组织来和政权之外的社会强人争夺社会控制。即使在威权国家中，“国家领导人在追求国家强势地位时，面对来自酋长、地主、老板、富农、部落首领通过其各种社会组织的抵制形成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67]贸易的开放增加了上述统治精英的收入和财富，进而增强了他们动员社会民众的能力。比如，统治精英可以建立各种社团组织来确保其对农民、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政治控制。

　　其次，在社会运动层面上，这些把持政权的精英可能会欢迎社会运动并寻求社会运动的支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运动以国家作为抗争目标，国家则力图压制社会运动。但近期的研究表明，国家也会采取行动来使社会运动认可国家，甚至直接支持社会运动的目标。特别是当国家行为体在常规政治框架内无法实现其目标时，国家也会运用社会运动的力量来推动自己的政策议程。[68]比如，执政者有时会欢迎和支持社会运动，以挫败来自传统方式运作的反对派的挑战。随着贸易的开放，这些从贸易获得更多财富和收入的精英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推动对巩固政权有利的社会运动的发展。

　　再次，在政治选举层面上，这些把持国家政权的精英也会通过选举来协调精英内部的关系并化解来自反对派的威胁。甘迪认为：“选举可能是一种在精英之间广泛分配政治资源的最便利的途径。相对于任命而言，精英们可能会将选举视为一种‘公平’或者‘有效’的政治资源分配方式，从中获取政治职位以及因收买和游说选民而带来的战利品”。[69]为了防止统治联盟内部成员出现背叛并化解来自社会其他部分的威胁，这些把持国家政权的精英会尽力控制选举结果。比如通过庇护关系来直接酬谢忠诚的选民，或者换取地方强人提供受其庇护者的选票，或者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和对选举事务的管理使反对派候选人无望赢得选举。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选举会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工具而非对之进行限制的手段。[70]因此，随着贸易的开放，上述统治精英运用其增加了的收入和财富可以更有效地控制选举结果，从而巩固其威权政体。

　　反过来看，由于劳动力稀缺，贸易的开放降低了劳动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的收益，使原本高度不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在这种落后经济体中，尽管下层民众有反抗现有政体以改善自身境况的意愿，由他们所发动的小范围的政治抗争也会时有发生，但他们力量弱小，组织涣散，难以采取有效且有力的集体行动对现有政治体系发起冲击。首先，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即使具有“等贵贱、均贫富”的共同意愿，也难以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团体。由于工厂规模有限，单个企业或行业的雇工数量较少，工会组织要么成员数量少、组织性差，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其次，下层民众发起的社会运动在规模和影响范围上非常有限，它们常常是针对单个地主或企业，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号召力。由于组织涣散、力量弱小，缺乏能持续代表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劳动要素所有者的政治经济诉求得不到政府的充分重视，零星发生的农民起义或者工人运动也很容易被政府轻松应对。最后，由于缺少资源，下层民众要么被排除在政治选举之外，要么作为受庇护者投票支持把持国家政权的精英。因此，精英可以放手通过有限范围的选举来保持其执政地位。简而言之，在贸易开放中受损的劳动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没有足够多的资源采取集体行动以便与威权统治对抗，威权政体将不会受到有力的挑战。

　　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将采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求异法”来检验上述理论。“求异法”的关键在于变量控制。我们对巴西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保持两个案例中的文化、宗教、社会习俗等因素基本一致，这样就能够比较有效地进行变量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他因素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五案例检验：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70 年代巴西的比较研究

　　19世纪末和20世纪后半期，国际贸易都迅速扩张。然而，两次国际贸易扩张对巴西政体类型的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19世纪末，它导致了巴西威权政体的巩固；而在20世纪70年代，却又推动了巴西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要素禀赋的变化是解释这一差异的关键因素。

　　（一）19世纪末巴西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和威权巩固

　　19世纪40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第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迅速扩张，巴西的经济也开始纳入世界市场。巴西幅员辽阔，拥有大面积的农田和广袤的雨林，土地资源十分丰富。到1889年，巴西的国土总面积约为851.46万平方公里，[71]与美国的面积相当。而巴西的劳动力则相对缺乏。1850年，巴西的总人口仅为723.4万人。[72]同年，奴隶贸易的终止加剧了巴西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即严重的劳工短缺。[73]奴隶进口从1849年的5.4万人下降到1850年的不足2.3万人和1851年的3300人左右。[74]劳动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开始迫切需要解决。[75]恰在这时，越来越多的咖啡种植园加剧了对工人的需求。种植园主讨论着进口劳动力，但当时这些计划一直是理论上的，政府从未付诸实践。[76]有限的移民并没有有效缓解巴西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状况，更难以在短期内明显扭转巴西的土地—劳动力之比。

　　当与其主要贸易伙伴——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巴西劳动力的缺乏状况就更加凸显出来。19世纪末，英国每平方公里生产用地的人口数量约为巴西的10.7倍，美国、法国每平方公里生产用地的人口数量约为巴西的1.9倍和4.04倍。[77]

　　19世纪中后期，巴西对国际贸易的参与模式反映了上述要素禀赋。巴西主要的出口产品为咖啡、糖、烟草和棉花等农业作物，其中咖啡在巴西的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19世纪中期，巴西咖啡出口一半以上输往美国。[78]而稻米、玉蜀黍等粮食产品和纺织品依赖从国外进口。此外，巴西还进口一些工业品、原料、燃料和设备等。进口支出仅占巴西国家开支的小部分比例。[79]1870—1912年期间，巴西的商品出口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1.9%，其出口占GDP的比重在1870年、1913年时分别为11.5%和9.5%。[80]在对外贸易中，咖啡、蔗糖和橡胶的出口额约占巴西外汇总收入的80%。[81]一直到帝国结束的最后两年，农产品依然是巴西出口产品的主要构成部分，特别是咖啡，占到出口值的一半以上。[82]

　　到了19世纪末，巴西凭借咖啡出口获得了经济繁荣。然而经济的繁荣反映在收入分配上，则是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使得地主阶层从中获益，收入增长迅速，力量得以增强。而劳工的收入则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改善。奴隶的工作环境依然恶劣，收入水平仍旧很低，力量弱小。

　　咖啡出口使咖啡种植园主获得了极为丰厚的经济利润，享受着巨额财富和奢靡的生活。咖啡种植园主也是巴西国内最富有的人，咖啡成为财富的源泉，支持了种植园主的豪奢生活。[83]奴隶制废除后，大庄园主仍然垄断着国内生活资料和财富的主要来源——土地。同时，大庄园主还根据从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法权准则，保持着对农村居民的统治权，对依附于自己的农村居民实行经济上的和超经济的奴役。[84]巴西咖啡出口所带来的财富大部分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咖啡种植园主通过咖啡出口获得了巨额财富，而奴隶们则不仅生活困苦、忍受着饥饿的折磨，还时时遭受非人的待遇。[85]19世纪后期农村自由劳动力与奴隶相比，也几乎没有享有什么物质优势。到19世纪70年代，受薪工人制度取代了佃农制度，然而工人领取的薪水也仅仅比维持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基本生存的物质条件略高一点。[86]1870年后，无专业技术的农村劳动力的日工资下降，而生活费却继续增长。在19世纪后五十年，总的趋势是工人薪金的实际购买力降低。[87]收入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地主精英阶层，几乎所有的可耕土地都属于大地产主，农业劳动者对大庄园主的半封建依附关系同劳动人民的无权地位和被残酷剥削的境遇紧密相联。[88]这种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对巴西不同阶级间的政治权力对比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政治结社方面

　　作为国际贸易扩张在巴西的主要受益者，奴隶制时期的大地主就察觉到，“凭借着他们经济上的优势，国家的政治统治权终究会落到他们手里”。[89]奴隶制废除后，大种植园主依旧决定着巴西政府的绝大多数政策，咖啡利益阶级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成为1894—1930年最重要的政治特征。统治着富有的中南部地区的咖啡利益集团，希望通过中央权力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最大的三个咖啡生产州——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形成三州联盟，咖啡阶层设法通过协议、凝聚力、政党联盟，以及政治调解、秘密或公开的军方支持来管理巴西。[90]

　　这一时期，巴西的劳工缺乏组织，偶尔组织起来也只是倾向于追求满足诸如增加工资、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卫生条件或者是要求承认工会等眼前利益。工人运动十分脆弱。即使出现了劳动者的组织和劳工运动，由于它们的散乱无序，也不足以引起政治精英的关注和担心。[91]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难以发现组织良好的民间社团。1850年，帝国政府颁布了一部土地法，规定不得用购买以外的任何手段获得土地，这实际上打击了自耕农。[92]在奴隶制废除后，巴西农民常常袭击住在庄园里的大庄园主并给地方当局制造麻烦。但这只不过是一些反对个别地主的、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斗争，很容易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93]咖啡工人偶尔有一些罢工，但是缺乏有效的组织。[94]

　　2.社会运动方面

　　当1888年废除奴隶制的《黄金法》签署时，大约有75万奴隶获得自由，不足总人口的1/20。而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大约有30万大种植园主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绝大部分人口处于两极之间，这一部分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农民和依附于土地的农村无产者。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紧密的依附关系，这制约了农民起义发生的频率。自19世纪开始，巴西共爆发了九次起义或未遂的起义，其中包括1835年在巴伊亚省爆发的重大奴隶起义。[95]但是这些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了。通过控制政府，咖啡阶层力图维持东南部的经济繁荣和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他们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895年，普鲁登特·德·莫拉伊斯（Prudente Joséde Morais e Barros）镇压了南方起义，一些偶尔爆发的地方性起义也迅速被镇压。

　　在农村，劳动者开展的社会运动还包括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而举行的许多罢工。这些罢工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913年。在咖啡收获之际，聚集了雷贝冷普莱托地区的几千名雇农，这些雇农要求修订他们的劳动合同，罢工使所有的大庄园瘫痪。警察和竭力做他们谈判中间人的意大利领事对此进行了干预。最后，雇农们的目标还是没有达到，运动以失败告终。[96]

　　到1894年，社会下层越来越抱怨大种植园主，特别是咖啡种植园主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但他们没有能力把社会上相似的要求联合起来。在巴西，有效的反抗方式几乎并不存在。本来可以作为替代力量的政党依然规模小并缺乏组织性。[97]由于工人阶级还很弱小，巴西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无力掌握共和运动的领导权。共和运动的领导权最终落入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而他们不愿依靠革命的群众运动，结果与大庄园主结成了联盟。[98]

　　3.政治选举方面

　　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使地主精英阶层也掌握了政治选举上的优势。在帝国统治时期，佩德罗二世（PedroII）倾向于依靠少数政治家来为国家服务。其中四位最重要的政治家都是保守党党员，即旧土地阶级的代表。[99]内阁的批准权取决于议会。而直到1881年，议会代表仍然由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同年的“萨拉依瓦法”改革强制执行直接选举，代表任期为3年，由所有满足收入要求的男性选出。[100]选举改革保持了最低收入标准的要求，即进行经济登记，并从1882年开始设立文化程度登记，即限制文盲投票。在一个文盲率高的国家中，当禁止文盲投票选举时，萨拉依瓦法使得选举人群急剧地缩小了。[101]同时，例外选举条例也伴随着改革，选举仍然被那些执政党操纵着，以保证它们在立法机关中的候选人的胜利。事实上满足收入要求的男性，也仅在总人口中占非常少的部分。在1881年，全体选民总数只有142000人，而当时的总人口已经约有1500万。[102]选民人数还不足总人口的1%。在1886年选举中，这一比例也仅为0.8%。[103]

　　废除帝制后，巴西政府于1891年2月24日颁布新宪法。新宪法确定了直接投票的普选制度，废除了经济登记制度。除了文盲、乞丐、士兵之外，凡年满21岁的巴西公民都是选民。宪法没有提及妇女，她们被含蓄地认为没有选举权。[104]但相比于1824年宪法，新宪法剥夺了文盲的公民权。到实际操作中，满足受教育以及其他限制条件的选民人数不足巴西总人口的5%。从1894年到1906年，参加总统选举的选民占总人口的平均百分比约为2.4%，从1910年到1930年，也仅为2.7%。[105]

　　选举对于打破政治寡头的统治毫无助益。选举结果不反映现实情况，大多数选民被置于政治长官的压力之下。[106]选举要求的性别、年龄和文化限制使少数受过教育的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总统是由少数受教育的成年男子直接选举出来的。而经济大州往往人口最多、有完备的教育体制，所以咖啡生产大州主宰着总统选举。1910年，超过50%的选民居住在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和南里奥格兰德这四个州内，这些选民投出了超过50%的选票。事实表明，1891年宪法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代议制只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代表着巴西社会上层。[107]

　　主要的咖啡生产州掌握着国家政治权力，其中尤以咖啡产量最大的圣保罗权力最大。在整个旧共和时期，这些咖啡州成功地赢得了总统竞选，10位文官总统中，有5位来自米纳斯吉拉斯，4为来自圣保罗，1位来自里约热内卢。[108]巴西政府充分体现出咖啡阶层和政治间的互惠性。总统由咖啡阶层选出，并为咖啡阶层服务。总统“选举”由咖啡阶层掌控，在大州的默认和支持下，由现任总统提名下届总统候选人。选定的候选人主要和州长打交道，并承诺回报给他们好处。总统和州长们依靠彼此间的友善和合作，州长们和乡绅上校之间也存在这种互惠关系，地主乡绅们严格控制着前者的选举，反之，州长也尊重地方乡绅上校的权威。[109]政府把农业出口放在首要位置，并且尽力保障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

　　（二）20世纪70年代巴西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和民主转型

　　20世纪70年代，巴西广袤的土地丧失了原有的优势，不再是巴西的充裕要素。和19世纪末的情况相比，土地—劳动力比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两大因素促进巴西人口迅速增长：首先是高企的人口出生率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上升。1940—1970年间，巴西人口出生率一直在6%左右，[110]高出生率为20世纪70年代的巴西提供了大量年轻的人口和劳动力。同时，婴儿死亡率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医疗条件的改善。[111]其次是国外移民的涌入为巴西增加了新的劳动力来源。19世纪末劳动力稀缺的现实以及咖啡庄园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使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国外移民，[112]造成移民流向巴西，巴西成为全球重要的劳动力接收国家之一。

　　随着人口的增长，巴西的劳动力变得充裕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劳动力匮乏的状态已经彻底改变。1979年，巴西的人口密度增大到19世纪中期的18倍左右。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美国相比，巴西的人口密度也有显著变化。1846年，美国的人口密度是巴西的4倍；到1979年时，则仅为1.7倍。[113]同时，巴西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明显低于美国，美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约为巴西2倍到3.4倍之间。1961—1965年，巴西的人均可耕地面积一度低于部分西欧国家（法国、爱尔兰等），这一地区也是巴西的主要贸易对象。[114]这样，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土地—劳动力之比相对于19世纪末而言大大降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贸易发展异常迅速的背景下，巴西对外贸易增长也很快，尤以70年代前半期的增长速度最高。1964年，巴西军政府奉行“高增长战略”，大量引进外资，建立“出口供应走廊”，大力推进对外贸易的扩张。由于巴西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本国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外贸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工业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逐步扩大。1967—1973年，巴西制成品出口占出口值的比重由10%提高到29.7%。[115]

　　20世纪70年代是巴西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是巴西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时期。1953—1979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巴西的出口值增长了9倍，进口值增长了12.5倍。[116]战后巴西基本保持了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进口货物资本为主的外贸结构。在世界初级市场上，巴西的咖啡出口量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居于第一位，可可和大豆的出口量占第二位。[117]但咖啡不再是具有绝对主导地位的作物，巴西的出口逐渐多样化。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巴西劳工的收入增加，收入状况有所改善。对1960年和1970年巴西的居民的货币收入分配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全国人口中最富裕的10%的人在全部货币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60年的约40%增加到1970年的约48%。[118]但是，当富裕者变得越来越富裕的时候，贫穷阶层也在变得富裕起来，尽管速度比较慢些。各个阶层人口的的货币收入按物价上涨幅度调整后，都有绝对的增长。收入增长率最高的是收入最高的两档和收入最低的一档。中间收入水平的几档收入增长率最低。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要比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得快。[119]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劳工的数量和收入都不断增加，劳工阶级的力量得以壮大。

　　1.政治结社方面

　　伴随着工业化和快速经济增长，巴西劳工阶级的规模逐渐扩大，劳工阶级的组织性和力量也随之增强。从1968年起，农业劳动者全国联合会开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农村工会联合会。全国农村工会的数目从1968年的625个，发展到1972年的1154个、1976年的1745个和1980年的2144个。1973年后，加入工会的农村劳动者大量增加，从1973年的290万多人增加到1979年的510万人。[120]

　　城市劳工阶级的发展势头更为迅速。巴西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劳工阶级的扩大。1960年、1970年、1980年巴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8%（3130.3万人）、56%（5208.5万人）和68%（8047.9万人）。人口的城市化也带来了城市劳工阶级的大发展。[121]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城市劳动力的规模，劳工队伍迅速壮大。城市的工人很容易组织起来，而且声势浩大，他们是拥有选举权的有文化的选民。劳工在政治上开始发挥切实的影响力，他们的行动在推动民主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1961年若奥·古拉特（João BelchiorMarques Goulart）担任总统后，迎合工薪阶层渴望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需求，在他和议会的斗争中有效运用了劳工的力量。全国劳工委员会创建于1962年，这个组织支持古拉特。有高昂政治兴趣并且支持古拉特的全国劳工委员会号召通过罢工来推进古拉特总统权力的恢复。1963年1月23日，巴西恢复了总统制。[122]

　　此外，在城市中还出现了许多“白领”工作者工会，不但包括银行职员和教师的传统领域，而且包括医生、卫生工作者等其他领域。这些领域的工会组织在成员方面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自由职业者日益被有文凭的雇员所取代。[123]工会组织的职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且工会成员的文化程度也逐渐提高，工会的组织性更强。

　　2.社会运动方面

　　当埃内斯托·盖泽尔（Ernesto Geisel）总统上台时，巴西国内充斥着关于新政府计划改善社会不公平状况的讨论。寻找更为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成为巴西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124]为寻求生活状况的改善，广大民众以工会组织为依托，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农村运动的运动目标与斗争方式都更为具体和明确。争取拥有土地的斗争保持了下来，甚至扩大了；同时，一些罢工，如1979年开始的伯南布哥甘蔗收割者罢工，唤起了巴西人对农村世界新现实的注意。

　　而城市的社会运动更为频繁、影响力更大。在盖泽尔政府时期，工人运动以新的面貌、新的势头涌现出来。工人的高度集中为工人运动的展开创造了现实条件，在少数几个单位里集中了大量的工人。1978年在圣贝纳尔多的机械—冶金工业共大致有12.5万名工人，这个总数的67.2%集中在千人以上的企业里。[125]工人的集中化有利于工人组织集体行动。

　　1978年5月，圣保罗工业郊区2500多名冶金工人在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领导下，举行了静坐抗议运动。短短十天内，抗议运动蔓延到圣保罗的90个工厂，有50多万工人参加。雇主决定与工人进行谈判，答应提高工资11%，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34%。同年，几千人在圣保罗大教堂广场集会，130万人联名向盖泽尔总统请愿，要求向所有工人提供30%的紧急补偿金，提高工人工资，并且冻结所有基本商品的价格。[126]1979年，近320万工人参加了全国大罢工。冶金工人举行了27次罢工，参加的人数达95.8万人；同时，爆发了20次教师罢工，团结了76.6万名工薪阶层人员。[127]1979年1月—10月，共发生了400多次罢工。新一代工会领袖训练有素，与工会会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而且，公民社会的其他集团也加强了团结，罢工工人获得了教会、中产阶级职员等其他团体的支持。[128]罢工参与的人数以及罢工的规模都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

　　巴西的军队领袖对逐渐涌现出的社会不满和社会压力保持着警惕，并决心对它们加以舒缓与调和。盖泽尔总统开始了这一减压的进程，并一直把它推进到1978年。约奥·菲格雷多（Joāo Baptista de Oliveira Figueiredo）总统继续推进了这一进程，并且把它扩展为一个开放进程。[129]巴西政府的缓和措施转移了紧张化的社会冲突，对社会压力和社会运动的回应促进了民主转型的步伐。

　　3.政治选举方面

　　经济高速增长给巴西的威权统治造成了不安定因素和压力，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感和挫折感，威权统治的合法性问题随着社会不满的增加而凸显，并集中表现在执政党——全国革新联盟在选举中的受挫。由于巴西政府对反对派进行镇压，并且在选举时操纵选举规则，军政府得以在1970年和1972年的选举中都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在1974年的选举中，执政党在大城市地区遭到了惨败，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巴西经济高速但不平衡发展结果的主要受益者。[130]而在贫穷的地区，执政党本来就偏低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131]

　　随着盖泽尔总统实行自由化政策，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人士开始涌现出来，市民社会重新觉醒。[132]在农村，劳动者开始展开争夺土地的运动，并建立了无地农民运动（MST），迫使政府进行土地改革。[133]巴西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在它的名称里巧加了一个“党”字，于是，巴西民主运动变成了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工会领导人进一步团结城市和农村的工会主义人士、教会和职业中产阶级，组成了劳工党（PT）。实际上，劳工党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代表工人组织的利益，它还致力于在巴西推广更为民主和平等的政治文化。[134]

　　这样，劳工运动催生了政党的建立，民主运动有了更加坚实有效的载体。1983年，劳工党发动了要求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运动，并且联合其他政党，采取行动。经过多次示威游行之后，1984年1月，在圣保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参加者超过20万人。[135]此后，要求直接选举的运动，已经越过政党范围，变成一个几乎全国一致的行动。1985年5月，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的制度得以确立，恢复直接选举州长、市长的制度，并通过了文盲具有投票权的法案，破天荒地第一次赋予文盲以选举权，从而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公民的民主权利，所有政党也均被合法化。[136]1988年10月5日正式颁布新宪法，新宪法取消了总统直接颁布法令的权力，并且规定16岁以上的公民（包括文盲在内）都有选举权。宪法加强了人身保护和自由。[137]

　　六结论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会促进民主转型。这些理论将国际贸易看作施压手段、制度安排或者文化载体，进而探讨国际贸易对民主转型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没有重视贸易自身的特点，也没有对贸易本身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细致探讨。更重要的是，主流理论无法解释那些相反的案例，即国际贸易为什么会促进一些国家转向威权统治或者强化了一些国家的威权统治。国际贸易并没有给所有参与国带来民主转型，国际贸易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正向关系或负向关系。

　　鉴于主流理论文献的不足，本文在马克思和摩尔的阶级分析范式下，将罗戈夫斯基关于国际贸易与政治分化的因果链条延伸到国际贸易对政体类型变迁的影响。本文认为，在不同的要素禀赋下国际贸易会对政体类型的变迁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劳动要素充裕时，国际贸易往往会促进民主转型；当土地要素充裕时，国际贸易往往会促进威权巩固。尽管鲍什、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也都强调了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影响国内政体类型中的作用，但是他们在因果机制上过于强调再分配压力而没有充分重视阶级之间的政治权力对比。实际上，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收益分配最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不同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随着其拥有的财富的增减而相应地增加或减少了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和政治动员的能力。

　　基于这种阶级均势模型，我们分别说明了国际贸易在不同的要素禀赋下是如何产生不同的国内政治结果的。在劳动要素充裕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增加了下层民众的财富和收入进而增加了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成功率，这样就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均势变得对大众更为有利从而易于发生民主转型。反之，在土地要素充裕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增加了精英的财富和收入进而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控制能力，这样就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均势变得对精英更为有利从而易于实现威权巩固。本文采用比较研究中的“求异法”，以19世纪末巴西威权主义的巩固和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民主转型作为一对案例检验了这一理论。

　　当然，一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不仅会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还会受到国内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所有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都会走上民主转型之路，或者所有土地要素充裕的国家都会走向威权巩固之路。劳动要素相对充裕但威权政体仍很巩固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因此，各国国内政体类型的变迁还需要结合各国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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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张添之